今天是五四，緬懷世紀前的重大事件、其後轉折，知識分子的先鋒角色及不同道路選擇 (例子包括陳獨秀、周恩來、聞一多、傅斯年)，政黨鼓動群眾的繼後鬥爭；再連繫目前中國、香港，感到歷史的螺旋，但可惜民主科學仍未實現。
我在講介中提到五四運動有狹義與廣義的理解：(1) 愛國/民族主義，外抗強權，內除國賊；(2) 新政經文化改革，消除封建遺毒，創立自由、平等、均富的制度。
廣義的五四由1915年至1926/27，變化由國民黨與共產黨取得實踐主導。
文革是場浩劫，六四中共肯定做錯，我並非共產黨的同路人。無論如何，中國的發展屬民族、政權、知識分子、群眾的共同(雖不均等)責任。
香港1960-70年代的青年學生運動和其後的政團/政黨化，竟有些相似。自圓其說，答問裡我嘗試解釋如何處理政治及學術騎牆式的定位。
香港1970年代和現今運動之不同，具內及外因。當時本土環境壓抑頗強，國際思想較為繁多新銳。目前兩種因素皆有所弱化。
附上2010年6月街工五四論壇錄影，供參考。
街坊工友服務處和基層大學舉辦；胡偉忠介紹背景；我作演講並回應問批。
我傾向于以「新民主主義」理論理解五四。
回覆刪除五四之前是帝國主義文化征服達到了頂點，知識階層深信：一，中國走上歐美的現代化道路（富強、人道、主...）是可能的，二，迄此之所以沒有做到皆因受阻于自己內部的落後/墮落（政治、文化、文字、夢想、請客吃飯...）。
凡爾賽條約（Pax Britannica）打碎了這種信念，原來現實的現代世界是這麼殘酷又可惡，是「老師」不容許「學生」模仿前者現代化，而且老師本身也是醜陋不堪並非什麼普世價值。這種思潮在1925-1927年的革命失敗後凝結成「新民主主義」理論。
也是惟有這個理論才足以與凡爾賽體系崩潰之後的現代世界新秩序（Pax Americana）對抗，直到現在也是，「河殤」之類屬於馬克思所說的第二次上演的活劇，更不用說當前的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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