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9日 星期二

歷史大勢與香港的非典型
曾澍基(www.sktsang.com)

香港的非殖民地化,跟二次大戰後陸續出現的並不一樣。它根本就非典型。

非殖民地化是帝國主義於內鬥後無法再控局面的後果。獨立國體有某些邊界,若干歸屬。但是,自主過程艱險重重,暴力與犧牲無法清楚計算。我事後到過的例子:埃及、南韓、南非、柬埔寨、芬蘭、越南等。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苑) 算屬幸運。

讀者或許會指出南斯拉夫的解體,但它根本屬八個種族、文化差異甚大的勉強政治組合。蘇聯崩潰後,分裂便未可避免。

兩次世界期間,歐洲曾出現頗多民主政府,包括德國在内!不幸地,大多經歷不了世界性大衰退及法西斯主義的浪潮。

芬蘭屬例外。我到過坦佩利(Tampere) 的列寧展館,展示蘇維埃某程度上對芬蘭的保護,因列寧利用芬蘭進入俄羅斯搞革命。那樣的「民主存活」,要不要?

法西斯主義肯定屬變態,但非希特勒個人可使然。我曾經說過,德、意、日的向外暴力擴張,部份因為資源爭奪。德國地理上被九國包圍,之前普鲁士鐵血首相卑斯麥強力統一並推動軍事競賽;日本於明治維新後經濟起飛後也在亞洲到處侵略

香港澳門卻不同,作為葡萄牙侵佔及三條不平等條件的殖民地,並無高程度的特殊性。當年中共掌大陸政權後可隨時接收,留餘乃政治計算,打開小窗子。香港澳門的非殖民地化,由第一天開始,已跟其它不同。有任何政治視野的論者都不會預測香港或澳門獨立,就算中共滅亡,國民黨反攻成事的話。

 我這樣毫無低貶港澳在葡英殖民化下的某類色彩;等如中國大陸各地租界(廣州、東北、青島等)的異類風情。至於英殖於19501970年代的腐敗貪污,又怎可以淡過呢?說強烈一點,這是對中文法定、保衛釣魚台、「反貪污、捉葛柏」等運動的侮辱。我在201225《明報星期日生活》發表的文章〈從歷史看香港的本土自主〉,已有論析。1979年我考車牌,首次不合格;其後私家教車師傅忠告:五百元定可成功。我堅拒,結果十一年後才拿到駕駛執照。

英殖的「文明改革」,始於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以至1982戴卓爾夫人會見鄧小平後在人民大會堂摔了一交。六四後,英美認為中共大勢已去。彭定康作為末代港督,志在尋底。卻不料,中國經濟反彈與持績之勁度,超乎所有預期。

大陸對彭定康政改不讓,推倒重來。但基本法理論上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實築入了彈性。

難中之難:非典型下的局部均衡

當然,抗共、反共與滅共者大可不理上述話語,反正香港曾屬反清基地之一。若中共與晚清同等腐敗無能,再討論絕對多餘。

對其他願意介入或共舞人士,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框影響了香港的社會生態,部份地造成二元經濟和二元社會。大陸的「未民主」與香港的半民主,在新年代必然會產生頗多磨擦,一段時朝內難以達至政治全面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如何營造利於和諧的社會氣氛,於缺乏整體均衡的情況下嘗試創造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實屬一大考驗。從政治經濟分析而言,這是難中之難!

香港的局部均衡

1990年代,我和部份友儕已覺得九七後特區政體設計出現不少漏洞:行政主導,但立法機制又需有秩序地「民主化」。在一場合,我曾批評這是四不像,既非西敏寺或美國選舉團模式,也未似東南亞式「引導民主化」 ( guided democracy),操作以至調協程度頗低。

只能問,其時主管香港過渡的中、英、港官員素質多高?反正各有自我考慮。前景視野模糊。彭定康推行單方面政改,匯點多數派支持,我和幾位創會成員退出。

利益申報:我曾受英國外交部款待,在倫敦與彭定康來港前的秘書之一會面。自問沒有任何後利益。再申報,我在1994年被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至19977月,亦看不出什麼好處。

九七之後,問題呈現,行政主導具實權,無威信,半民主化的立法機構半被迫扮演反對派角色,特區政治進入規範磨削時期。

毫不奇怪吧?這次小圏子特首選舉,陰謀詭計四傳。根本矛盾在政制設計,理論上行政主導者缺乏甚至半民主的認授性,傳媒那麼開放,又各具傾向,不搞材料搞什麼?

陰謀作為揭露、抗議、惡搞,反映的是更深層的矛盾。歷史諷刺在於此。

如何處理局部均衡?

經濟學家都知道,處理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是最難的課題!次優(second best)、三優 (third best) 分析簡直煩死人。所以金融海嘯後大部分美歐自由市場學派依然故我,繼續全面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 --信守非開放即集權的意識形態。

簡言之,次優理論指出,若有十個關卡應放寬控制,而現實只能針對七個,那麼不去盡,解決四五個環節後果或會更優。實際點,發展中國家一下子把經濟全面自由化似乎最優(first best),漸進式改革乃次優,風險相對較低。但跟着的問題是,應按什麼次序先開放那些環節?也非完全沒有共識,就國際收支而言,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須開放經常項目(current account) ,才考慮資本項目(capital account)。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同意,再限制資本流動(capital controls) 屬處理危機的方法之一。

讓我舉個年青朋友稍具同感的例子。你與兩三知己到大學酒吧輕鬆,旁邊坐了幾位不知屬何系的美女同學,仍未計其他俊男和醜男。在高級學府的文明場所,博奕變為鬥智。若男的都去追求「至美」,不單N-1俱傷,其他「次美」感覺受辱,賽事即時終止。多喝幾杯就回宿舍好了!

如果最英俊的男生去追求「至美」,其他識相地、個别接近「次美」,成功率便高於一窩蜂爭奪「夢中情人」。例子是對策論中合作遊戲/博奕(cooperative games)的非嚴謹、通俗式表述:男生若能分工(合作的一種形式),結果將令個人及社群福利提升。

須認真的: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典型而只能尋求局部均衡的時空。存在選擇既多亦少。離開最優、不合作所帶來的高風險、()低回報,目標唯有放於營造某種包含妥協和合作的改革策略。革命理想主義者大概不會同這類看法。他們就如俊男,一步到位,向着「至美」去馬可也!

香港怎麼辦?

答案視乎存處角度?想到的起碼有N個選擇:(1) 實際上搞推翻中共的革命;(2) 進行推翻中共的宣傳; (3) 等待中共變天或自行滅亡;(4) 言行上反共抗共;(5) 針對中共的不公義政策、現象作行動及傳訊反對;(6) 就中央對特區的干預予以抗爭;(7) 針對特區政府來作反;(8) 就本土政社經政策積極介入,應反則反,若能取得進展則順推。(1) (8) 的可能組合實難概括,大家用些想像力吧

香港三月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從半悲喜劇變成鬧劇再近乎醜劇。原因無非統合的編導失控、參選者誠信/能力受疑、背後勢力角逐、部份傳媒炒作。但香港立法會議又不是中圈子選舉,半生未熟嗎?既得利益派、務實者、理想人士、(自稱)革命者混雜。都屬圈子,規模大小而矣。

「最優」當然是沒有「圈子」。這種境界如何介定?雙普選就令圈子消散嗎?一國兩制、中港的不對稱經濟及社會融合、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之下受困的框框,都可理解為圈子。從另一角度來看,美國國會也由各種圈子組成。

如何擴闊圈子空間,可能才是關鍵,因勢利導或被視為保守,那麼起義與革命隨便選擇,想清楚個人/社會代價和得益,以至可行性與後果就行。不幸地,有多少知識分子/政治家/政客這樣考慮?

我的辯證思維告訴我:讓「真相」自我顯示。何況還有2017年,另一場戰事。

特首選戰引起泛民、大資本家和抗共陣營的「結合」,是博奕產生的短期現象;再次說明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無永遠的敵人。此類「結合」缺乏堅實基礎,難以持續。

進步力量應集中於規限資本、主吹並參與推行政社經改革、維護特區的高度自主和市民的權利。梁振英在某些方面會比董建華有效,比曾蔭權進取;其他領域模糊,倒退亦存在可能。對他的監管應更嚴格,有必要抗爭行動可以升級。不過,2017年普選特首,好比一種「政治期貨」,懸在頭上,各方都須考慮,調整行為。

特區的政治框框與大陸的「非民主」制約影響香港的社會生態。想再造群體和諧的局部均衡,以應付危機及挑戰,必須使各界別積極投入政策的形成與推行過程,令利益團體分擔成本、市民紓減壓力並分享成果,同時讓中低階層有上進途徑。

則,作反甚至搞革命好了。

(節錄自曾澍基,〈與歷史存在式對話-兼論處理局部均衡(http://www.sktsang.com/ArchiveIII/sktsang-partial-2012050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