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非殖民地化，跟二次大戰後陸續出現的並不一樣。它根本就非典型。
非殖民地化是帝國主義於內鬥後無法再控局面的後果。獨立國體有某些邊界，若干歸屬。但是，自主過程艱險重重，暴力與犧牲無法清楚計算。我事後到過的例子：埃及、南韓、南非、柬埔寨、芬蘭、越南等。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苑) 算屬幸運。
讀者或許會指出南斯拉夫的解體，但它根本屬八個種族、文化差異甚大的勉強政治組合。蘇聯崩潰後，分裂便未可避免。
兩次世界期間，歐洲曾出現頗多民主政府，包括德國在内！不幸地，大多經歷不了世界性大衰退及法西斯主義的浪潮。
芬蘭屬例外。我到過坦佩利(Tampere) 的列寧展館，展示蘇維埃某程度上對芬蘭的保護，因列寧利用芬蘭進入俄羅斯搞革命。那樣的「民主存活」，要不要？
法西斯主義肯定屬變態，但非希特勒個人可使然。我曾經說過，德、意、日的向外暴力擴張，部份因為資源爭奪。德國地理上被九國包圍，之前普鲁士鐵血首相卑斯麥強力統一並推動軍事競賽；日本於明治維新後經濟起飛後也在亞洲到處侵略 …
香港澳門卻不同，作為葡萄牙侵佔及三條不平等條件的殖民地，並無高程度的特殊性。當年中共掌大陸政權後可隨時接收，留餘乃政治計算，打開小窗子。香港澳門的非殖民地化，由第一天開始，已跟其它不同。有任何政治視野的論者都不會預測香港或澳門獨立，就算中共滅亡，國民黨反攻成事的話。
英殖的「文明改革」，始於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以至1982年戴卓爾夫人會見鄧小平後在人民大會堂摔了一交。六四後，英美認為中共大勢已去。彭定康作為末代港督，志在尋底。卻不料，中國經濟反彈與持績之勁度，超乎所有預期。
大陸對彭定康政改不讓，推倒重來。但基本法理論上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實築入了彈性。
難中之難：非典型下的局部均衡
當然，抗共、反共與滅共者大可不理上述話語，反正香港曾屬反清基地之一。若中共與晚清同等腐敗無能，再討論絕對多餘。
對其他願意介入或共舞人士，一國兩制的政治框框影響了香港的社會生態，部份地造成二元經濟和二元社會。大陸的「未民主」與香港的半民主，在新年代必然會產生頗多磨擦，一段時朝內難以達至政治全面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如何營造利於和諧的社會氣氛，於缺乏整體均衡的情況下嘗試創造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實屬一大考驗。從政治經濟分析而言，這是難中之難！
香港的局部均衡
1990年代，我和部份友儕已覺得九七後特區政體設計出現不少漏洞：行政主導，但立法機制又需有秩序地「民主化」。在一場合，我曾批評這是四不像，既非西敏寺或美國選舉團模式，也未似東南亞式「引導民主化」 ( guided democracy)，操作以至調協程度頗低。
只能問，其時主管香港過渡的中、英、港官員素質多高？反正各有自我考慮。前景視野模糊。彭定康推行單方面政改，匯點多數派支持，我和幾位創會成員退出。
利益申報：我曾受英國外交部款待，在倫敦與彭定康來港前的秘書之一會面。自問沒有任何延後利益。再申報，我在1994年被北京委任為港事顧問，至1997年7月，亦看不出什麼好處。
九七之後，問題呈現，行政主導具實權，無威信，半民主化的立法機構半被迫扮演反對派角色，特區政治進入規範磨削時期。
毫不奇怪吧？這次小圏子特首選舉，陰謀詭計四傳。根本矛盾在政制設計，理論上行政主導者缺乏甚至半民主的認授性，傳媒那麼開放，又各具傾向，不搞材料搞什麼？
陰謀作為揭露、抗議、惡搞，反映的是更深層的矛盾。歷史諷刺在於此。
如何處理局部均衡？
經濟學家都知道，處理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是最難的課題！次優(second best)、三優 (third best) 分析簡直煩死人。所以金融海嘯後大部分美歐自由市場學派依然故我，繼續全面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 －－信守非開放即集權的意識形態。
簡言之，次優理論指出，若有十個關卡應放寬控制，而現實只能針對七個，那麼不去盡，解決四五個環節後果或會更優。實際點，發展中國家一下子把經濟全面自由化似乎最優(first best)，漸進式改革乃次優，風險相對較低。但跟着的問題是，應按什麼次序先開放那些環節？也非完全沒有共識，就國際收支而言，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須開放經常項目(current account) ，才考慮資本項目(capital account)。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同意，再限制資本流動(capital controls) 屬處理危機的方法之一。
讓我舉個年青朋友稍具同感的例子。你與兩三知己到大學酒吧輕鬆，旁邊坐了幾位不知屬何系的美女同學，仍未計其他俊男和醜男。在高級學府的文明場所，博奕變為鬥智。若男的都去追求「至美」，不單N-1俱傷，其他「次美」感覺受辱，賽事即時終止。多喝幾杯就回宿舍好了！
如果最英俊的男生去追求「至美」，其他識相地、個别接近「次美」，成功率便高於一窩蜂爭奪「夢中情人」。例子是對策論中合作遊戲/博奕(cooperative games)的非嚴謹、通俗式表述：男生若能分工(合作的一種形式)，結果將令個人及社群福利提升。
須認真的：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典型而只能尋求局部均衡的時空。存在選擇既多亦少。離開最優、不合作所帶來的高風險、(或)低回報，目標唯有放於營造某種包含妥協和合作的改革策略。革命理想主義者大概不會同這類看法。他們就如俊男，一步到位，向着「至美」去馬可也！
香港怎麼辦？
答案視乎存處角度？想到的起碼有N個選擇：(1) 實際上搞推翻中共的革命；(2) 進行推翻中共的宣傳； (3) 等待中共變天或自行滅亡；(4) 言行上反共抗共；(5) 針對中共的不公義政策、現象作行動及傳訊反對；(6)
就中央對特區的干預予以抗爭；(7) 針對特區政府來作反；(8) 就本土政社經政策積極介入，應反則反，若能取得進展則順推。(1) 至 (8) 的可能組合實難概括，大家用些想像力吧 …。
香港三月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從半悲喜劇變成鬧劇再近乎醜劇。原因無非統合的編導失控、參選者誠信/能力受疑、背後勢力角逐、部份傳媒炒作。但香港立法會議又不是中圈子選舉，半生未熟嗎？既得利益派、務實者、理想人士、(自稱)革命者混雜。都屬圈子，規模大小而矣。
「最優」當然是沒有「圈子」。這種境界如何介定？雙普選就令圈子消散嗎？一國兩制、中港的不對稱經濟及社會融合、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之下受困的框框，都可理解為圈子。從另一角度來看，美國國會也由各種圈子組成。
如何擴闊圈子空間，可能才是關鍵，因勢利導或被視為保守，那麼起義與革命隨便選擇，想清楚個人/社會代價和得益，以至可行性與後果就行。不幸地，有多少知識分子/政治家/政客這樣考慮？
我的辯證思維告訴我：讓「真相」自我顯示。何況還有2017年，另一場戰事。
特首選戰引起泛民、大資本家和抗共陣營的「結合」，是博奕產生的短期現象；再次說明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無永遠的敵人。此類「結合」缺乏堅實基礎，難以持續。
進步力量應集中於規限資本、主吹並參與推行政社經改革、維護特區的高度自主和市民的權利。梁振英在某些方面會比董建華有效，比曾蔭權進取；其他領域模糊，倒退亦存在可能。對他的監管應更嚴格，有必要抗爭行動可以升級。不過，2017年普選特首，好比一種「政治期貨」，懸在頭上，各方都須考慮，調整行為。
特區的政治框框與大陸的「非民主」制約影響香港的社會生態。想再造群體和諧的局部均衡，以應付危機及挑戰，必須使各界別積極投入政策的形成與推行過程，令利益團體分擔成本、市民紓減壓力並分享成果，同時讓中低階層有上進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