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ectly powerful and perfectly good God

I posted on my Facebook page the article on "An Imperfect God" by Yoram Hazony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2/11/25/an-imperfect-god/)

I do not intend at all to offend believers in any religion, not Christianity, Buddhism and others. Please accept my apology if the effect turns out to be the opposite. Human understanding should reach the conclusion that a perfectly powerful as well as perfectly good God would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outright tragedies, disasters, injustice, and similar events on earth. Those things, in blatant forms, occur randomly and regularly.

So either God does not love us (including believers and/or non-believers) perfectly, and therefore requires a test of faith; or He is not perfectly powerful, i.e. He truly protects us all, yet there are things that even go beyond His power.

I know, God may well be outside the reach of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logic. He may still be perfectly powerful and perfectly good. Human beings are a subset of His Almighty’s attention, perhaps a very minute one in this wonderful cosmos. In any case, should believers on this small planet only rest on their faith? And pronounce as if they represented, however imperfectly, Him?

 

香港公共財政的矛盾

曾澍基 (www.sktsang.com)

 

香港經濟的主要發展障礙：是特區財政儲備過多，公共投資(住宅及商業房地產、醫療、教育等基礎供應，以至對有潛質行業如中西醫藥結合、物料科技、環保工業、高素質軟件開發的財税支援) 卻偏低或不全/存。簡言之，沒有善用納稅者資源，又眼界不廣 … 趨勢令人擔憂。過多儲備但就長遠公共投資欠缺積極，算是何種經濟政策？

先說財政。政府儲備龐大，世上少見(其他例子是挪威、阿聯酋、新加坡等)。21世紀初的赤字加2004年沙士沖擊後，累積數額仍達一年的財政開支；無懼金融海嘯，2011年更回升近兩年水準，超過GDP的30%！

 

2012年3月，特區財政儲備為6690億元，相當於23個月政府開支，或2011年名義GDP的31.4％。預算案中期預測估計，儲備將保持在16到20個月的開支，或GDP的27.4％至33.7％。

要那樣多儲備來幹什麼？保守派指《基本法》107條要求特區財政量入為出，力求平𧗾，避免赤字。但是，它其實並未界定時限。每一年？每三年？每次經濟週期？反過來，特區過多的盈餘也可被視為未有力求平衡，違反了107條。修改它可能屬零，要求釋法亦極難，當它「無到」乃適合態度。

歷任財政司的所謂「最佳儲備」，皆缺乏嚴謹理據，曾蔭權在1988-89財政預算案認為儲備「應相等於約18個月(下限)至28個月(上限)的政府總開支」，無非因為亞洲金融及港元危機情況被迫保守。經聯匯改革後，它的標準意義已不大。梁錦松提過12個月。唐英年及曾俊華都強調「充足」，甚至「越多越好」，但未定出準則。

銀元的另一面是公共投資偏低。1997之前有新機場和相連建設，對GDP比率曾超過9%。回歸一直反覆滑落，金融海嘯後才從低谷爬升，惟距離之前高峰頗遠。

公共投資是經濟發展的必需但非充足條件。港英麥理浩的十年大計；九七前以新機場為中心的基礎建設乃其中例子。董建華更進取：八萬五！奈何受最大地產商及陳方安生／曾蔭權公務員系統的不合作，再加亞洲金融危機以至2003年SARS沖擊，「變法」失敗。中央改變「河水不犯井水政策」，曾蔭權回朝，小政府、大市場。內部硬體、軟件與新興行業的建設、培育重要性低於與大陸的融合：CEPA、自由行、中資在港IPO等。轉向對特區帶來好處，但亦產生後遺症。

在香港的小型開放經濟裡，宏觀的拉入(crowding in) 效應高於排擠(crowding out)，地鐵沿線物業屬明顯例子。公共投資的相對下降，亦使整體(包括私營)固定資本形成對GDP的比率在回歸後滑落。

結果之一是土地與房屋供應滯後，引致供求嚴重失衡，樓價及租金在經濟增長率不高之下依然攀升，令民眾生活、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外來遊客因自由行大增，旅遊設施卻跟不上；雙非孕婦到港產嬰，擠壓擴展有限的醫療服務(過往十年醫院牀位只增1%) ；竟引發中港矛盾。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商業樓宇面積相對而言遜於紐約、倫敦、甚或新加坡；而核心區零售租金最近又超越紐約登世界之首。這種種，反映特區政府的短視，掌權者缺乏才幹氣魄。

保守式管治的代價是經濟回報偏低，以致削弱發展長遠動力。

歐洲中央銀行2007年一份研究報告，把儲備所賺的回報和投諸實體經濟的邊際資本生產效率(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比較，2005年底香港所付出的淨機會成本(net opportunity cost) 對GDP竟屬最高之列(3.2%-10.2%)。

此外，按金管局及統計處的資料計算，收益率亦處於低水準。2002至2011，每年平均實質只有3.8%；相對於GDP的4.8%，合格嗎？原因跟ECB指出的差不多：儲備大多投資於「安全資產」，風險有限，得益自然難以會高。儲備是需要的，但應和經濟發展取個平衡。

太多財富藏於政府而非投入建設，就得付出「淨機會成本」。ECB報告以新興經濟體系的邊際資本生產效率(10%-20%)作假定，某些論者可能覺得不公平，由於香港屬「成熟」經濟。

無論如何，資源若放於創造性生產性活動和提高人力素質，經濟勁力會加強。投資(公共及私營)產生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 ，將帶動增長及發展。

特區政府自知儲備過多，所以2008年開始一次性「派糖」，如今累積千多億元。紓緩人口老化、貧富差距擴大，部份措施(包括注錢入設計欠善的強積金) 本身或無嚴重差錯，問題是治標不治本。

長遠政策須加強基本建設(土地供應、醫療、教育、運輸交通等)，就倚靠跟大陸的不對稱融合反思，並通過財稅引導，促進/培養金融地產之外的其它火車頭及具潛質行業，從而振興經濟，使香港成為中國獨「特」的而非另一城市。

跨代而言，需建立退保制度，不要只「派糖」，使負擔較平均地動態分配。這些討論在筆者的網址 (www.sktsang.com/ArchiveIII. html)，已上載頗多。

至於財政儲備應如何通過不同方式(包括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 和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 以增加回報，像挪威、阿聯酋、新加坡等，那屬另一故事。

**包括圖表及註釋的全文〈多儲備、少投資：香港公共財政的矛盾〉上載於筆者網址(http://www.sktsang.com/ArchiveIII/Tsang-FiscalHK-20121125.pdf)。

 

夾縫的香港

心仍繫香港。1997年前我覺得「一國兩制」下特區應擺脫英殖無為及（戴卓爾夫人對鄧小平）後的所謂「放手政策」（英帝國剩餘幾許，有其他選擇嗎？）。

九七之後我主張香港須考慮歐盟小國「模式」如何在特區實現，關鍵乃發展本地經濟優勢，因為經濟附庸便可能開啟政治干預。

2003年是轉捩點，河水不犯井水變成不對稱融合。誰主動？誰投降？讓歷史判斷。我批評此一趨勢的文章頗多。

怎樣重拾本土優勢？類似假命題。其實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香港？

反共、抗共、非共、港自治、獨港、港獨，戀英、念英、親共、南下把港陸化、資本控港等等，都屬平台，直接行動和網址交雜，意念或會越搞越烈。但意念轉化為行動，實現率高或低？

我第一本出版書「香港與中國之間」已描寫夾縫社會。

感慨幾十年後夾縫仍有如斯假面，表裡不一，公私利益混淆，說三道四無問題；請遵守基本歷史和邏輯規舉。

夾縫其實可以生出頂漂亮的花朵！

矛盾的緩解對加劇

曾澍基

 
從歷史及辯證角度看，有些矛盾應越早顯露越好。對陣各方都須走幾歩棋，成就和代價若非公認，亦心裡有數，然後再計算。小爆炸可能防止大爆炸，流少血避免流多血。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悲劇反例子。

很個人式，男女相戀產生磨擦，閙一場，分手或復合，起碼出現冷靜期，他殺、自殺或互殺機會較低。

看宏觀點，世界、區域、大陸、中港、特區，這道理未必放諸四海皆準，但應具參考價值吧？

另些矛盾屬"不可調和"，例如馬克思所說資產對工人階級的矛盾。至於以巴衝突，因外力及內因拖延甚久。

從對策/博弈理論(game theory)分析，請看我另一貼子：

https://www.facebook.com/#!/shuki.tsang/posts/109867039175071?notif_t=like

英文內容：

「Wars, not to say world wars, are complicated. Zero-sum games? "Prisoner’s dilemma"? From statics to dynamics? Thomas Schelling, an eventual Nobel Prize winner (2005) provided some expert views in this 2002 piece which quoted him.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the_earthling/2002/05/both_sides_now.single.html

…..

Explanations 2 ("Diverging interests between people and their leaders") and 3 ("Ironic twist") are noteworthy. No. 4 is on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No. 5 on "threat bargaining". I know some of you are fed up. For the very basic concepts, absolutely nothing beyond them, my lecture notes on game theory serve some elementary introductions (http://www.1970splus50.com/Notes.htm)

I have just added a new piece which explains the various concepts in more accessible terms: http://www.1970splus50.com/Notes/IIAe-Oligopoly.pdf) 」

 

2003年的轉向

曾澍基

其實所謂「港獨」或「獨港」問題早於1980年代初已間接出現，包括延長九七後英治的租管建議；但中國根本無可能接受三條不平等條約。戴卓爾夫人為鄧小平直告後在天安門大會堂階梯捽跤，繼後各行各路。這個歷史片段了解者有多少人？

 

九七後大陸以「河水不犯井水」為守則，讓特區尋找自我空間。我在大學教書，某些內地學者訴說：要拿到香港的簽證比去美國更難。

那些認為「共匪」一早就想令香港玩完的人，無視歷史。

奈何，董建華空降先受1997-1998東亞金融危機沖擊，繼後陳方安生及曾蔭權的公務員系統不跟他配合，理想陷落。2003 SARS 加五十萬人上街，「變法」失敗。

中央就此形勢，對「河水不犯井水」政策作了180度修訂。CEPA、自由行等等。曾蔭權作為文官，一方面轉個圈重拾回歸前的金融地產主導取向，另方面順勢而行，在無促進本地優勢之下，加強中港的「不對稱融合」（asymmetrical integration），它某角度違反一國兩制原則，實際我亦早知會出事。網址上載了的文章，朋友可以參考。

歷史是「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t）的。一步錯，就算不等如無回頭道，但代價會頗高。

 

我從來認為，要貫徹一國兩制，香港作特區而非「另一中國城市」，必須發展獨特優勢，像瑞士、丹麥、芬蘭、挪威之於歐洲；或新加坡之於東盟。

經濟特點一旦弱化，加管治的誠信及能力也成為焦點，政治就可能進入下降漩渦。發展不對稱，竟產生仇怨，始料難及。

中港政策都要改。以博弈來論，應該充份檢討九七後經濟，開個新棋局。進步份子亦需反思：想達到什麼目標？言行一致嗎？代價你付還由其他人付？
 

 

人性善惡與文化大洞

曾澍基

人性善惡的爭論永無休止。以前所引的一篇文章指出「博愛」(altruism) 針對早古人類鬆散部落生存之道，繼而在進化過程中影響新生代的腦袋和行為傾向，這是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原子化個人主義」(atomistic individualism) 的上佳批判。

(http://healthland.time.com/2012/10/08/is-human-nature-fundamentally-selfish-or-altruistic/)

不過，人類生物進化，亦受文字語言、社會建構、以至文化傳𠄘的影響。數碼(digital)沖擊模糊(analog)。灌輸有了新的機制。記錄歷史充滿血腥：四大「文明古國」、羅馬的征戰、中世紀黑暗時代，封建制度的殘酷、帝國主義的屠殺剝削、奴隸交易 ...。人性還算偏善？

我粗淺的想法是：人性仍有群體傾向，無私互助心理潛藏。不過，文字語言文化的出現，開啟了地球生物變遷一個大洞。個體出生即投進特殊系統：善性被引向「同類」。惡性則指向敵系社會。

近幾百年，似乎生物和文化的矛盾正在交戰。障礙主要乃制度及不平衡發展。希望部份均衡可能有望。我的理想，始終屬世界社會民主，讓人類善性顯揚。

 

 

我的中國心
曾澍基
 

香港中文大學沈祖堯校長＜我的中國心＞一文，洞悉與感性俱備。

 

(http://www.vco.cuhk.edu.hk/js_blog/index.php?option=com_jaggyblog&task=viewpost&id=56&lang=zh-TW)

更難得的是，他從本身成長的角度，找出身份認同。這正符合Christopher Lasch辯證自我（dialectical self) 的意念。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421601821230618&set=a.173951939328942.42633.100001424117049&type=1&theater)

 
在歷刧的民族裡，夾縫的社會中，肯定國人定位不易。無法強求，但當人家表達意願，請尊重。至於「我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的表白／訴求，我持同樣態度。經歷些辯證考驗，尋求最終自我吧。

重申：自我是個辯證意念。出生時空非自願；成長中，被灌輸、愚昧、不了解、自欺、自騙、都難以避免。薩特(Sartre) 式存在主義之貢獻，在於直指矛盾。沈校長文章的難得，乃坦白表達他本身動態認同過程 - 初期不感覺屬中國人。做什麼人？自己決定。同時冀望，尊重其他個體。